本期讲座主要内容：财富管理的全球化、综合化、数字化
讲座中，杨柳先生结合自身工作经历，简要回顾了基金托管业务发展历史。杨柳先生指出，国内托管业务的发展是从证券投资基金开始的。在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之前，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受客户委托管理资金，既负责资金的投资和运用，又负责资金资产的保管和财务核算监督，这种背景下，资金管理人舞弊成本低，经常出现客户的资金被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或者其它受托金融机构挪用甚至被贪污，导致基金持有人、客户或者委托人蒙受损失，故此，借鉴海外基金行业发展经验，托管制度应运而生。托管制度不仅实现了受托资产所有权、使用权和保管权的分离，对资产管理人形成了比较有效的约束机制，保障了受托资产的安全规范化运作。
杨柳先生以中国私人财富为切入点，概述了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历程。他指出，2003年左右，中国居民收入和财富增长开始进入快车道，而随后的几年中，中国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业务也在迅速崛起。而随着中国进入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个人财富积累、中产阶级增加、人口老龄趋势、资产全球配置、金融市场开放……等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都要求中国的财富管理业务进一步放开视野、与时俱进，在财富管理全球化、综合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找准自己的目标市场和业务定位，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但从目前来看，中国财富管理全球化仍有许多难点：即资本项下的外汇管制，客户信息无法跨境共享，国家之间不同标准的财富管理系统，管理人员和客户经理专业水平的欠缺，反洗钱、制裁和反恐力度的强化以及客户认同度等因素，都导致财富管理全球化受到一定的阻碍。因此，如何通过改革和提高财富管理服务机构的专业服务水平来突破这些障碍，便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杨柳认为，当下中国正处于科技引领经济转型的新时代，这既为财富管理行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赋能，也为行业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他指出，数字化转型是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的必然选择。投资顾问和客户经理的时间精力、能力，互联网企业的竞争，技术革命，移动工具普及等多方面因素推动财富管理“数字化转型”。具体而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大数据、智能化科技的发展，财富管理也必然拥抱金融科技。金融科技为私人银行赋能并不会抹煞财富管理的专属、高端、定制化属性，反而能够帮助私人银行机构，尤其是客户经理（RM）和投资顾问更加卓有成效地为客户进行精准服务。
金融科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财富管理业务赋能：客户关系管理、反洗钱与风控、数字化渠道、智能投顾、市场互联互通等。其中客户关系管理是指通过精准把握客户信息进行客户画像，进行客户全投资周期关系管理；市场互联互通是指建立全球化高效率投资交易平台，结合全球账户体系，让高净值客户通过电子渠道方便地实现全球资产配置目标。
另外杨柳先生指出，虽然金融科技是大势所趋，但在当下，金融科技赋能财富管理仍面临不少问题，基础数据缺乏与数据垄断并存、客户信息共享保密问题等都是财富管理数字化亟须解决的问题。
对此，杨柳先生就财富管理数字化转型需实践和探索的方向提出了具体建议：第一，通过大数据及行为分析进行数字化的市场营销；第二，依托高端科技如人工智能的数字化客户服务手段；第三，智能投顾、量化投顾数字化的产品和投资；第四，财富管理数字化与客户经理线下工作的结合。
在财富管理的综合化部分，杨柳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独立财富公司等各类财富管理机构的特点和优劣势进行了梳理和比较。他表示，各类财富管理机构各具优势，综合化财富管理能力成为新需求。
从目前来看，商业银行在客户基础、网络布局、贷款等方面有优势，而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在投资方面尤其是权益投资方面有其优势。具体而言，商业银行的管理模式向综合服务商转型，通过内部管理不断实现公司存款、贷款、汇款等业务与财富管理业务的综合化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向基金管理公司和券商学习，除了提供传统的存贷汇业务外，更加注重在客户的资产管理特别是权益类资产管理方面提供产品和服务，并且根据客户具体情况提供资产配置服务。
最后，针对券商、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财富管理如何走向综合化这一问题，杨柳认为，券商、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要发挥自我优势，重点立足于研究和投资。此外，券商、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还可以通过并购补足个别业务短板或借鉴其他金融机构开展财富管理业务的模式，并与这些金融机构积极合作等方式强化综合财富管理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