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主持 董云川 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政府督学，云南省高教学会常务副会长。专注于大学精神及教育改革发展问题研究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坚持文化自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加强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基地建设，推动相关学科发展”。教育部在2014年颁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表示，要在从小学到大学分学段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近现代以来，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路上一度将中华传统文化弃若敝履，致使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虽然口头上不离中华文化，其实对此缺少真正的了解与深层的认同。相反，外国许多学者却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超常的热忱。马克思·韦伯系统钻研并论述了儒教与道教的重要问题。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的施舟人说：“是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人类自身的新途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中国的思想》中说：“中国的文明原理被不适当地贬斥、误解，有时甚至受到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否定。”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在《初唐诗》序言中说：“中国诗歌的爱好者遍布于全世界。”面对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所有的学者都承认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独特的中国文明。”无意间，中华文明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渐行渐远，已成为不争的现实。

    近年来，伴随着新一轮对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传承与创新的重视，社会上出现了“国学”热，传统文化教育往往以国学为载体进入了百姓的视野。以“百家讲坛”为标志，国学教育热闹兴起而且拥趸者盛众。社会教育选取内容大多以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为据，形式一般包括简单的读经活动或者短期培训班。推动国学教育的人群固然不乏真正的传统文化研习者，但更多的是对“办班效益”感兴趣的非学历教育机构。许多扛着中华传统文化大旗的培训机构，在对传统文化教材不加甄别的情况下，即大肆喧嚣推广所谓的优秀传统，难免粗糙而形成误解，于事无补。国学教育鱼龙混杂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高等学府中的国学教育却羞羞答答。一方面，大学在国学专业教育方面浅尝辄止。一些高校开设了国学研究院、国学院，也有挂靠在哲学、文学、历史学等一级学科上办的国学专业，对经史子集或者古代哲学、史学、训诂学、音韵学等进行教学与研究。但是建立单独国学专业的呼吁存有许多争议，教育实践踌躇不前。另一方面，国学在大学通识教育结构中处于失语状态，在必修课程体系中匮乏中国语言文学及其相关传统文化类课程的身影；而专题研究类的国学课程更是可有可无而长期处于边缘地带，传统文化论坛、国学讲座常常成为大学的应景之举，良莠不齐。简言之，大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中作用不力，缺少担当。

    大学有必要凸显国学教育并努力摆脱失语的状态。首先，国学教育要保持客观理性。社会上许多人盲目尊崇国学，对所谓的“国学经典”膜拜抄习，视为灵丹妙药，显然不可取。毛主席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大学之于剔除糟粕、吸收精华的重要使命责无旁贷。其次，国学教育务必持之以恒，切忌忽冷忽热。大学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教育的效能取向有所不同，社会教育愈加热闹喧嚣，大学教育愈加需要宁静理性。“致虚极，守静笃”正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论。第三，国学教育需要深刻探究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融合的机缘，改变自说自话的封闭套路，积极融入世界文明的话语体系中。梁启超先生告诫：“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只有学贯中西，国学教育才能贯通时空，连接民族与世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动力。

    中华之国学，中国的大学岂能袖手旁观！（董云川 查文静）

    《中国教育报》2016年12月19日第5版